十二五裝機4000千瓦 核電長遠發展需考慮鈾資源支撐
2012-06-19
6月5日，由中國工程院主辦，中國工程院能源與礦業工程學部、天津市科委和核工業理化工程研究院共同承辦的第139場中國工程科技論壇——我國核能發展的再研究在天津舉行。此次論壇主題為“我國核能的科學發展”，主要圍繞我國核能發展的戰略、核電安全性、發展規模和速度、我國的鈾資源支撐情況、高放廢物的處置以及核電產業發展中仍存在的問題展開討論交流。
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題為《對我國核能發展戰略的幾點思考》的發言中指出，核電目前在我國電力中所占比例不到2%，有很大發展空間，在這個戰略必爭的領域，保持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的穩定性和持續性十分重要。
杜祥琬表示，我國核能事業目前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核能基礎研究薄弱、技術儲備不足、對長遠發展目標和路線圖的論證還不夠深入，全產業鏈各個環節的發展尚未協調配套、核能發展的法制建設和管理體制有待改進完善。“在堅定發展核能的同時，需強化風險意識，努力夯實各方面的基礎，有一個‘百年大計、穩扎穩打’的心態和安排。”他說。
2020年裝機目標供參考
據了解，此次中國工程院核能研究課題組對我國核能發展規劃的建議是：在2015年裝機約達4000萬千瓦規劃基礎上，2020年我國運行裝機達6000-7000萬千瓦，在建約3000萬千瓦。
對于進一步實現更大規模核電的目標和時間表，杜祥琬指出，有關單位和專家已經有一些定量的研究和建議，雖然存在不同的估算，但規模與時間表要和鈾資源的可供性相匹配卻是各方觀點的共同考慮。
信息顯示，目前我國在運核電機組15臺，總裝機1257萬千瓦，在建機組26臺，裝機2884萬千瓦。到2015年底，在建機組均建成投產，屆時總裝機將達到4141萬千萬。
“如果在第十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每年開工5-6臺機組，總共可開工20-24臺機組，到2020年投產運行的核電裝機總容量將達到6000-7000萬千萬。既滿足國民經濟對電力的需求，又滿足減排的需求。”中國工程院院士葉奇蓁指出了中國工程院對核電發展規模和速度的建議。
記者在論壇現場了解到，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對2020年我國核電發展的規模、速度的觀點，與上述中國工程院的提法不謀而合。此外，清華大學教授何建坤在發言中表示，2020年后每年新開工機組10臺左右，2030年運行裝機可達1.5-2億千瓦。到2050年，運行裝機可達3-4億千瓦，占總發電量的20%—30%。
長遠發展考慮鈾資源支撐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核電發展規劃要與鈾資源可供性相匹配。因此，發展核電的重要前提——“糧食”問題也成為討論的重點。
據中核集團地礦事業部總工程師張金帶預算，按照我國2020年投運7000萬千瓦、在建3000萬千瓦的規模測算，2020年當年將消耗當量天然鈾1.36萬噸，2010至2020年累計消耗當量天然鈾9.07萬噸。按天然鈾產品提前3年供貨考慮，2020年當年需要提供天然鈾1.67萬噸，2010至2020年累計需要提供天然鈾12.65萬噸。
“按2020年投運7000萬千瓦、在建3000萬千瓦的規模測算，目前國內已經探明鈾資源量加上今后每年新探明鈾資源量，完全可以保障2020年核電發展規劃需要。”張金帶指出。
上述僅是2020年的需求量，而到2030年和2050年，相當裝機容量的核電站將需要更多的天然鈾。
雖然還有很大的“挖潛”空間，但勘查程度總體較低，投入也顯不足。
與會專家尤其指出，鈾與油氣、煤炭等礦產在沉積盆地疊置產出，而礦業權大部分被油氣和煤炭占有，相當一部分鈾礦無法正常勘查和開發，有資源卻“無權找礦”、探明的資源卻“無權開礦”的現象較為嚴重。對此，張金帶建議，要盡快完善有關礦業權法規，制定相關政策，建立礦業權協調機制，按照資源利用最優化原則，合理確定鈾礦與共生條件下的油氣、煤等礦產資源的勘查和開發秩序。
此外，專家建議，眼下還需要加強海外開發，爭取掌控更多的海外經濟可采鈾資源，并適時進行天然鈾戰略儲備。
高放廢物安全處置很關鍵
此次研討會上，高水平放射性廢物（簡稱“高放廢物”）的地質處置問題也引人關注。
據了解，高放廢物處置庫的選址要求極高，要滿足避開人口稠密地區，沒有地震、火山和泥石流等自然災害，巖石要完整且巖體或地層要足夠大的體積等苛刻的條件。一個100萬千萬的核電站需要22億元用于高放廢物地質處置，占核電站電費總收入的1.25%。
資料顯示，我國于2006年公布的《高放廢物地址處置研究開發規劃指南》提出，本世紀中葉建成高放廢物地址處置庫并支持相關研究開發。2007年通過的《國家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5-2020）》中提出，2020年前建成我國高放廢物地址處置地下實驗室。
經合組織核能署發布的調查結果也顯示，經過適當的選址和精心設計的處置庫能夠保證未來任何時間段內的充分安全與可靠。而且，地質處置是保證長壽命廢物與人類生存環境永遠隔離的唯一可行途徑。
核工業北京地質研究院總工程師王駒介紹，各國的大量工程實踐和研究表明，高放廢物能夠實現安全處置。
杜祥琬在核能發展戰略思考的論述中指出，高放廢物的分離——嬗變技術和核廢物的最終處置問題需早做研究和工程技術上的準備。“高放廢物的地質處置，需保持長期與生物圈隔離，避免對環境的危害。在已有工作基礎上，應加強研究和部署。”
據悉，我國已經敲定了高放廢物處置庫的首選區，并展開了相關研究。但是，王駒指出，高放廢物處置還需要嚴格的法規、標準；嚴格的管理體系、審管體系；需要嚴格的籌資機制和充足的經費支持；在技術上還需要長期的研發、以解決關鍵技術；當然，高放廢物處置也離不開公眾的支持。(記者朱學蕊 王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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